喀喇沁旗的矿产资源丰富，已发现的金属矿产有金、银、铜、铅、锰等，非金属矿产有煤、萤石、沸石、石灰石、膨润土、高岭土、辉长石、硅石、花岗岩、珍珠岩、大理岩、白云岩、水晶、玛瑙等约20多种。其中已探明煤炭储量600万吨，黄金含量6吨，萤石储量42万吨，石灰岩储量9220吨，珍珠岩储量310万吨，沸石储量丰、质地好，是重要的出口矿产。

　　喀喇沁旗西南部多林区，野生植物丰富，是野生动物的乐园。全旗境内已发现维管植物95科371属803种；裸子植物3科5属5种；被子植物83科353属777种。著名的蕨菜、黄花、榛蘑、山杏仁、松籽、榛子、沙棘果为享誉国内外的山珍野味。药用植物有麻黄、甘草、黄芪、柴胡、黄芩、赤芍、百合、苍术、远志等517种。全旗有各种啮齿野生动物26种，其中以松鼠、花鼠最为典型。旗内有食肉动物很多，历史曾有过虎、豹、熊、狼等猛兽。现在则以狐和黄鼬等颁布较广。食草类动物原有鹿、狍、兔等，现在则以狍、兔分布较广。乌类以雉鸦为常见，雉科有雉鸡、石鸡、斑翅山鹑等，鸣禽中以百灵科的蒙古百灵较为典型。

　　喀喇沁旗山水秀丽，风光奇特，有较为丰富的旅游资源。茅荆坝莽莽林海，马鞍山奇峰秀石，龙泉寺曲径通幽，灵悦寺鸟语花香，福会寺富丽典雅，王爷府建筑宏伟，上烧锅溶洞地下迷宫，马鞍山水库碧波荡漾，构成2区、1府、3寺、1窟、2陵的全旗旅游业的网络，每年接待旗内外游客10余万人次。旅游业做为一种新兴产业正在崛起。

　　喀喇沁旗农业开发较早，春秋战国时期，“戎菽”(大豆)、冬葱(羊角葱)就已在喀喇沁一带出现。唐代，居住在阴凉河(锡伯河)川的奚族“颇知耕种，岁借边民荒地种，秋收则来获，窖之山下，人莫知其徙。炊以平底瓦鼎，煮为粥，以寒水之而饮”。辽代今喀喇沁地，民以农耕为业，出土的铁制农具与当今的传统农具相仿。

　　金元时期，今喀喇沁旗相邻地区有劝农事的官吏，明正统五年(1440年)兀良哈三卫“使者易农具(从关内)归，关吏阴之，其酋以为言，诏听归”。喀喇沁旗大规模农耕始于清代，经历了招垦、禁垦、励垦3个时期，以后喀喇沁地区逐步形成农业区。新中国成立以后，全旗逐步与旧的传统农业告别，不断向现代化农业前进。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农业的投入不断增加。

　　生产工具的改进，耕作制度的改革，现代化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使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开始于50—60年代，发展于70—80年代的全旗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一直坚持下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全旗每年掀起3次战役，彻底改变了落后的农业生产条件小流域治理、生态经济沟建设成绩斐然，狮子沟、通太沟、樱桃沟成为闻名区内外的先进旰作农业典型。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喀喇沁旗制定了发展“高产、优势、高效”的农业战略，引导农民走增产增收效益农业的路子，不断增加农业的科技含量，农业生产有新的飞跃。加大科技推广力度，推进农业的产业化进程，实现农业的“商产、优质、高效”。喀喇沁旗的畜牧业为农区畜牧业，以农牧结合为主。早在新石器时期，此地先民们以渔猎和驯养草食动物为生。辽代，契丹人虽重视农业，但“羊以千万为群，纵其自就水草”，牧业已成为主要经济内容。元代，今喀喇沁地区“森林茂密，草场丰美”。清代初期，此地区仍以游牧为主。后蒙地开垦，牧业由主导产业退居其次。新中国成立后，全旗的畜牧业由单纯追求数量墨迹为数质并重，从靠天养畜墨迹为建设养畜，从自给型墨迹为商品型，由单纯的草场放牧转变为农牧结合型现代畜牧业。全旗不断加强畜牧业基本建设，推行畜疫防治，畜种改良，改变饲养方式，推行舍饲、半舍饲，失言人工种草，发展饲料工业，引进鲁西小尾寒羊，建立起小尾寒羊、肉牛生产基地。1952年全旗畜牧业产值700余万元(1970年不变价)，1995年达到14193万元(当年价)。良种畜、改良种畜已占牲畜总头数的92.04%，基本实现了畜牧业良种化。牲畜出栏率由1952年的14%上升到1995年的58%，开始走上效益型畜牧业的道路。

　　喀喇沁旗自古多森林，1万年前今旗境内就已有绿阔叶林和针叶混交林，清康熙三十七年(1638年)，康熙路过喀喇沁右翼旗曾赋诗“古木苍山路不穷，霜林疯沓响秋风”。后由于蒙地开垦、毁林开荒和日伪统治暑期的滥砍乱伐，到1949年，全旗森林面积仅存16万亩，木覆盖率仅为3.3%，旗内一些原本木茂密的山峦变成了光山秃岭，自然生态环境不断恶化。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喀喇沁旗委和旗人民政府重视林业建设，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采取封、造、育、改的措施使大地披上了绿装。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开展了全民义务植树，采用了飞播造林等新技术，落实了林业政策，实行了林业生产责任制，全旗林业建设得到了迅速发展。全旗有林面积从1949年的16万亩发展到1995年的193.1万亩，活立木蓄积量由9.5万立方米发展到269.8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由33%增长到41%，基本形成了天然次生林、人工林、用材林、防护林、水土保持林、薪炭林、经济林、特用林，油松、落叶松、樟子松、白桦、杨、榆、椴、柞等多林种多树种，草、灌、乔、网、带、片结合的林业生产体系，形成了良好的生态环境，获得了显著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60年代中期旺业甸林场建成的落叶松母树林填补了内蒙古自治区落叶松采种的空白，喀喇沁旗自80年代初就被划为全国7个落叶松重点采种县之一。

　　喀喇沁旗水利发展历史悠久，有文献记载最早挖渠灌溉始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距今已300余年，但发展缓慢。1949年，全旗只有小型渠灌4条，有效灌溉面积2.6万亩.新中国成立后，全旗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大办水利，取得了巨大成绩。旗内的河道基本得到了治理，修防洪堤，建丁坝，栽植护岸林，修建引水渠，使河水变害为利。开始于1953年的喀喇沁旗水土保持治理工作坚持了40多年，取得了巨大成就，闻名于区内外。1957年获国务院水土保持委员会颁发的奖旗，1984年获水电部松辽委员会颁发的奖旗，多次被内蒙古自治区有关部门评为先进单位。

　　清代初期，清廷实行“借地养民”制，汉族百姓进入蒙地，一些工匠开始在旗内开设铁匠铺、木匠铺，打制农具和生活用品。嘉庆年间旗内出现制毡业。道光年间旗内出现酿酒业。此后陆续出现黄金采掘和煤矿开采。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贡桑诺尔布在王爷府坯场子开设了1处综合性工厂，内分织布、染色、织地毯、制肥皂、制蜡烛、做染料等。工厂聘请从天津北洋工厂实习回来的学生为技术员，又聘请天津1名教师傅为织地毯的技术指导，招收蒙古族青年为学徒工。社会的动荡和战乱以及落后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使喀喇沁旗的工业始终处于小规模的手工生产阶段，到解放前夕，已经陷于奄奄一息的境地。据1950年统计，全旗仅有手工业作坊48家，从业人员112人。地方国营企业只有光明印刷厂1家。经过40多年的努力，喀喇沁旗的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在，从手小到大，从手工作坊到机构化生产，已经形成了采矿，纺织建材，建筑，酿造，机械制造，木器，食品加工为主的工业体系。国营，集体，个体，私营企业携手走入市场经济行列。1984年喀喇沁旗跳入了全国万两黄金县行列。乃林酒厂生产的“蟠龙山”牌蟠龙液，38蟠龙特液、中华沙棘酒获区优、部优称号，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布赫亲笔题词“蟠龙腾飞、酒林飘香”，其中蟠龙特液被列为北京亚运会指定产品，并获“中国文化名酒”称号。乃林纺织厂“环宇”牌晴纶纱16号、纯晴纶纱37号，“百柳”牌纯棉普梳纱27号、8号、18号，津北袜厂的“津北”牌绵纶丝集圈袜、锦纶丝明花男袜，乃林床单厂的“哈河”牌100*200床单，锦山啤酒厂的“百锦”牌11普通淡色啤酒，喀喇沁旗拖车厂的TC—1.5A型农用挂车，“锦山”牌7C—7型农用全挂车，旗水泥厂的“北宫”425号普通硅酸盐水泥，红旗瓦厂的“工”字牌煤矸石大瓦以及旗内一些砖厂的普通烧结砖等一批产品获自治区级优质产品称号。“仙纺”牌织品、“丽羊”牌毛线、“龙泉”牌水泵、“伯乐”牌木工机床、“工”字牌大瓦、“雪驼”牌无机瓷光瓦成为国内外区内外名优品牌。

　　喀喇沁旗的乡镇企业崛起于改革开放的年代。乡镇企业原称社队企业，在计划经济时期，全旗社队企业做为国营工业的一种补充，只有几家农机修理厂、铁匠炉、小煤窑、砖厂等，具发展缓慢。80年代全旗的乡镇企业开始有了发展，90年代始进入高速发展时期。1995年，全旗乡镇企业完成总产值135649万元，总收入140962万元，利税达13038万元，入库税金1145万元，占全旗财政收入的33%。农民人均乡镇企业工资收入479元。全旗有6个乡镇产值突破亿元大关，有23个村超1000万元，有20个企业超1000万元，全旗乡镇企业就业人数占全旗农村劳动力总数的47%，全旗有镇属企业8家，乡属企业64家，销售收入100万元以上的村办工业企业10家，个体私营户达11013户。在全旗乡镇企业中有工矿企业、纺织企业、农业企业、交通运输企业、建筑企业、建材企业、酒类酿造企业、商业服务企业。门类较为齐全，产品结构较为合理。

　　喀喇沁旗历史悠久，境内有距今8000—7500年新石器早期的兴隆洼文化，距今6500——6300年新石器中期的赵宝沟文化，距今6000——5000年新石器中晚期的红山文化等遗址，距今4200年的新石器晚期、北方青铜器早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的发现和文物出土，考古发掘出的石器、骨器、陶器、青铜器等生产生活器物证明，早在七八千年前境内的原始先民已经过着以原始农耕为主，兼营渔猎和畜牧业定居生活。

　　进入夏朝以来，喀喇沁旗大地先后为山戎，东胡，匈奴，乌桓，鲜，奚，契丹，汉，女真，蒙古诸民族领地。各民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与中原有着密切联系，活动在旗境内的先民们弯弓跃马，指点江山，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据《诗经》《商公布玄鸟》及荀子《成相篇》载：商的先祖契及其子孙，在紫蒙之野和磔石地方生息300余年，紫蒙之野即今老哈河中游两岸。战国后期东胡族对燕国北境构成军事威胁，燕将秦开南沙败东胡，构筑长城，沿线设置五郡，今喀喇沁旗境属右北平郡辖。魏晋后，鲜宇文部东造成建牙帐于紫蒙川。唐贞观年间，设饶东乐都督府、公漠都督府，喀喇沁旗境分属两府。

　　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建立契丹国，后改国号为辽。辽帝吸收汉文化，拓展缰土，创契丹大小字，兴办农牧业，成为雄居北方的强大政权。旗内耶律琮墓葬记载耶琮为耶律家庭中一位战功卓著的将军，在辽史中占有重要位置。旗内发现的辽代文物证明辽朝暑期农物业生产兴旺，人民生活安定，出现了“农耕于野，工居于肆，商贾于市”的繁荣景象。金灭辽后，战争频仍，经济衰退，旗内石泉沟古战场讲述着金戈铁马、血染青山的历史。元朝建立后，喀喇沁旗境属上都路辖区。成吉思汗的勋臣者勒蔑(济拉玛)为后来迁居喀喇沁地区的兀良哈部的先祖。深山古刹龙泉寺记述在元世祖至元年间，一位姓张名智然的和尚千里迢迢从字西咸宁来到此地传播佛教，兴建寺庙。龙泉寺成为周边地区佛事活动的中心。

　　清朝对大部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制，3年一会盟，各杞萨克旗独立执政，由清廷直接统辖。清廷对蒙旗王公贵族封官晋爵，喀喇沁右翼旗第一代杞萨克固鲁思奇布为贝勒，第三任杞萨克班达尔沙晋郡王，第八任杞萨克喇特纳锡第被清廷赐封亲王衔，地位显赫。十家公主陵虽然陵寝无存，但高大的石牌坊告诉人们，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一位清廷的金枝玉叶、康熙帝的第五女下嫁喀喇沁右翼旗，公主下嫁虽为清廷和亲政策但也为塞外蒙旗带来了手工业、建筑业、园艺种植等技术。为稳定边缰，清顺治、康熙、乾隆等皇帝先后9次巡视喀喇沁地区。辛亥革命成功后，喀喇沁右旗杞萨克贡桑诺尔布组建蒙古王公联合会并发表声明“诸王公赞成共和……同建民国”。

　　喀喇沁大地，人材辈出。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牛家营子下水地杜能温在锡伯河下游修一处无坝自流引水渠，此为喀喇沁旗较大渠灌之始。清嘉庆年间，牛家营子土城子村郭春早进京应试，获取“拔贡”功名，人称“郭拔贡”，其字除文有地亩外，在当地和赤峰还开有几十家当铺、烧锅、粮行、店铺等商号，成为一方豪富。清光绪年间生于喀喇右旗的特睦格图，是全国著名的蒙藏文铅字发明家和蒙藏文书刊出版家，他的发明结束了我国没有正规的蒙文铅印书刊的历史。由他主编、翻译、出版印刷的蒙、满、汉、藏历史、现代书籍多达50余种，并在日、俄、法等国发行。

　　生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的喀喇沁右翼旗第十四任札萨克多罗杜棱郡王加亲王衔贡桑诺尔布是清代历史上著名的少数民族人物。贡桑诺尔布成长于风雨飘摇的年代，外国列强的入侵，国内政治的腐败使年轻的贡桑诺尔布看到了国家的危亡，民族的危亡，从而走上了拯救民族、振兴民族之路。在国内变法的影响下，他革弊政、兴学堂、举农桑、办工厂，力图使蒙古民族振作起来。在崇正学堂创办之始，他亲手题写楹联“崇武尚文无非赖尔多仕，正风易俗有所望于群公”，表达了他改革弊政、振兴民族的信心和决心。在北京他广泛结交进步人士，他同孙中山、严复、梁启超过往甚密，受他们进步思想的启迪，他加入了同盟会，后来还成为国民党理事之一。在北京任蒙藏院总裁期间他创办了蒙藏学校，培养了一大批人材，成为内蒙古近代史上杰出的人物之一。

　　喀喇沁大地是革命的仁人志士汗水和鲜血浸润过的沃土，喀喇沁旗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1912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崇正学堂学生举行集会，发表演讲，抵制日货，反对“二十一条”，表达了少数民族地区青年的心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蒙古民族的一些有志青年较早的接受了进步思想和理论，他们自觉担负起了寻求真理、拯救民族的重任。出生于大牛群平顶山村，就读于北京蒙藏学校的特木尔马根很早就走上革命道路，他1925年加入内蒙古民人革命党，1928年在苏联学习期间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回国后他奔波于蒙古族地区，宣传革命真理，为了本民族的觉醒和人民大众的解放不怕被捕，不惧敌人的酷刑。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后，他被选为自治区政府委员，后为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常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和特木尔巴尔同期投身革命的乌勒吉敖喜生于四十家子桥头湾子村，早在北京蒙藏学校读书时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1925年赴莫期科东方大学学习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草药他出生入死，为了民族的解放做出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一直工作在自治区经济建设的领导岗位。

　　抗日烈士郝瑞廷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刺刀打尽最后一粒子弹，倒在绿水青山之中。杨金鳌、常野、甄朋、王明哲为了人民的解放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农会主任霍进祥数九寒天被敌人剥去衣服浇了冰水，但他誓不屈服，透过向上的冰层，人们仿佛看到了他那颗鲜红跃动的心。和平建设时期，在党和人民的培养教育下，一大批干部认真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职责，在危险关头冲在前面，优秀共产党员张秀就是其中的代表，虽然洪水吞噬了他年青的生命，但他却永远活在各族人民的心里。